（雅加達3日訊）印尼總統佐科推動對1965年反共排華大屠殺的和解運動遭遇反彈，印尼國防部長里亞米扎爾德表示，在上世紀60年代一場獲軍方支持的大屠殺中，被殺的涉嫌共產黨員「該死」。
當年的反共排華大屠殺被視為印尼最黑暗時期之一，但里亞米扎爾德這番言論顯然是強烈反對印尼當局努力化解這段歷史恩怨。立場強硬的里亞米扎爾德是前將軍，他在前軍方人士及民族主義團體參加的一項集會上，發表有關言論。集會目的是回應印尼政府就反共排華大屠殺進行的調查行動。人權組織要求當局正式為造成至少50萬人遭殺害的大屠殺道歉，但里亞米扎爾德稱，美國總統歐巴馬最近一次日本之行並沒有就廣島原爆致歉。他稱：「數以百萬計的人死於原爆，而那是戰爭。」阻佐科調查排華事件
里亞米扎爾德又表示，60年代被殺的人發動「叛亂」，所以那些死者「該死」。他的言論獲得在場數以百計的與會者拍掌歡呼。里亞米扎爾德與其他軍方保守分子，曾反對總統佐科於4月所舉行的聽證會，企圖阻止當局調查排華事件。至今傳播共產主義在當地仍是非法活動，有民眾近日因而被捕。發生於1965年的印尼排華暴動，是由軍方將領蘇哈多所發動。他以清除共產黨員為名，大肆屠殺華人，共造成50萬人死亡。針對印尼軍政府50年前的大屠殺暴行，印尼近日史無前例地舉行了一場公開研討會。
研討會現場。前排右二是研討會的組織者阿古斯·維多約約（Agus Widjojo），他的父親是一名陸軍將領，在「九卅事件」中被親印尼共的政變者殺害近日，針對印尼軍政府50年前的大屠殺暴行，印尼史無前例地舉行了一場公開研討會——1965-1966年間，印尼軍政府血腥清洗了國內數十萬「親共左派」。一般認為，被屠殺的總人數超過了50萬，其中約30萬是華人。研討會由非政府組織「全國人權委員會」主辦，得到了印尼官方的認可和支持。這是大屠殺發生後50年來，印尼官方首次允許公開討論。因華人在被屠殺者當中占有相當高的比例，這場慘劇在中國也常常被稱作「1965年排華大屠殺」。那麼，為什麼華人在印尼，會多次遭受類似的橫禍呢？導火索：印尼共捕殺陸軍高級將領；陸軍清洗數十萬「親共左派」1965年大屠殺，肇始於印尼共與印尼陸軍之間由來已久的矛盾。總統蘇加諾為了搞「有領導的民主」（簡單說來就是推崇個人威權，摒棄議會民主），一手藉助陸軍的支持，一手又扶植印尼共來牽制陸軍。1951年，印尼共只有不到1萬名黨員；到1963年，黨員人數超過了200萬；到1965年，超過了300萬，成為印尼國內人數最多的黨，也成為僅次於蘇共和中共的世界第三大共產黨。沒有蘇加諾的扶植，是做不到的。同期，印尼陸軍也在鎮壓國內叛亂的過程中一路坐大，且與蘇加諾關係日趨惡劣。蘇加諾左傾，與蘇、中交往頗多；陸軍右傾，與美國中情局往來密切。蘇加諾懷疑陸軍不忠於自己，想要往陸軍內部安插政治委員；陸軍也高度戒備蘇加諾，極力反對他和印尼共提出的建立「第五軍種」（武裝化的民兵組織）的計劃。這種矛盾到1965年，因蘇加諾病情惡化，已呈一觸即發之勢。美國中情局該年1月26日的一份機密備忘錄分析稱：「蘇加諾的維也納醫生認為，如果不儘快為他進行手術取出腎結石的話，他一兩年內就會去世——可能很快就會暴斃。即使他做了手術，他的壽命和身體機能也非常具有不確定性。……（這使得）印尼共產黨及其對立派別之間的政治爭奪已經白熱化。」1965年8月3日，蘇加諾突然病倒，緊急召回了正在中國訪問的印尼共領袖艾地。與艾地同機返回的中國醫生對蘇加諾的病情非常悲觀。8月中旬，印尼共舉行政治局會議，通報和討論了蘇加諾的病情，艾地在會上表態：是我們首先撲過去呢，還是等著讓別人撲過來？我更傾向於先下手。1965年9月30日深夜，在印尼共的策划下，印尼總統衛隊營長翁東中校等人發動政變，6名陸軍高級將領人頭落地，此即「九卅事件」。隨之陸軍將領蘇哈托發動反撲，翁東等人潰敗，蘇加諾成為傀儡，包括印尼共領袖艾地在內的數十萬人被清洗；被誤殺者不計其數
印尼共主席艾地(左二)在「九卅事件」前夕檢閱印尼共女志願軍大清洗：雖無確證，軍政府仍渲染中國參與政變，煽動反華暴行大屠殺中，華人之所以首當其衝，與蘇哈托軍政府宣稱中國支持了印尼共的政變，有莫大關係。不過，迄今為止，還沒有材料能夠證明中國直接參與了「九卅事件」。美國中情局的看法是：「關於共產黨中國在政變前向印尼秘密運送武器一事，……只能說中國人給印尼運送過武器。這些可疑的武器好像都是經過雅加達港口進入印尼。然後存放在附近的空軍倉庫里。沒有證據表明印尼共產黨在政變前得到過任何武器。顯然，同中國人進行武器交易密談的是蘇加諾，而不是印尼共產黨。沒有任何確鑿的證據證明，印尼共產黨曾秘密接受過任何中國武器，這裡指的當然是數量可觀的武器。」「應該認為，沒有證據證明中國直接插手了這次印尼政變。艾地最後一次到北京訪問中國領導人的時機本身並不能作為確證，它既不能證明中國人事先知道印尼共在策劃政變，也不能證明中國人可能最先向艾地提出政變的主意。」雖然沒有證據，但蘇哈托軍政府的宣傳是有效的。「九卅事件」後，中國駐印尼大使館等機構遭到了搜查和搶掠；普通華人的遭遇更為悽慘。美國中情局在1966年4月1日的一份特別報告中寫道：「我們仍然無法確切地知道中國在多大程度上捲入了那次政變。可以獲得的情報主要來自印尼一方，這些情報大部分都根據領導人的需求被歪曲或者被粉飾過了。他們意識到了群眾中的反華情緒，並通過渲染華人在事態發展中扮演的角色以試圖利用這一情緒。……據說軍方故意散播中國人捲入政變的消息，並且看起來成功地在印尼民眾中煽動了反華情緒。」
研討會現場。此次研討會，有大清洗倖存者、軍隊將領及歷史學者等多方人士參加主公制度：畸形的經濟體制，嚴重惡化了印尼華人的政治處境華人在印尼的悲慘境遇，除了蘇哈托軍政府的刻意煽動之外，還有更深遠的歷史原因。試舉三例：1、因為在二戰中的立場不同，華人在戰後被扣上了「殖民主義殘餘」的帽子20世紀初，東南亞原住民和南洋華僑的民族意識，大略同步甦醒。但在稍後的二戰中，二者的政治立場卻分道揚鑣。蘇加諾、昂山等東南亞民族主義領袖，為驅逐英國、法國、荷蘭等西方殖民者，選擇了與日軍合作；當地華人則積極響應國民政府的號召，或捐款、或參加游擊隊，與英、法盟軍站在同一陣營。二戰結束後，英、法、荷等國試圖重回東南亞，引起原住民的反抗，華人也成為原住民仇視的對象。1950年代，華僑經濟被蘇加諾政府定性為「殖民主義殘餘」，遭到嚴酷打壓。當時常見的煽動口號是「占總人口不到3%的華僑卻控制了80%的印度尼西亞經濟」。這種煽動非常有效，但對印尼的經濟發展並沒有任何好處。比如，1959年蘇加諾將40萬華僑從鄉鎮驅逐出去，出台法令不允許華人經營縣以下的零售商業。數十萬華人流離失所的同時，原住民也陷入了既賣不出農產品也買不到日用品的困境。排華導致經濟上的停滯；為開脫經濟停滯的責任，又往往進一步刺激排華，遂成惡性循環。2、國共黨爭，波及華僑50年代國共兩黨之間的鬥爭，也波及到了遠在印尼的華僑。蘇加諾、印尼共與北京關係良好，但印尼地方反對武裝則接受了台灣當局提供的物資和軍事援助。1958年3月，以在叛軍中發現來自台灣的武器為由，雅加達發生了逮捕親國民黨華僑的「國民黨案」，並迅速演變成無區別的排華運動，三十餘名華人社團領袖被捕，上百家華人社團被取締，七百餘間華人學校被關閉，10萬以上華人兒童失學。在此次運動中，印尼共曾多次指責印尼陸軍力度不夠。1960年初，中國駐印尼大使黃鎮向印尼政府抗議了對華僑的逼遷和迫害，並要求印尼政府協助遣送那些不願意繼續居留在印尼的華僑。據統計，自1960年1月至11月底，經由廣州、湛江各口岸接待的印尼歸僑，共計88247人（另有數千人選擇去了台灣）。至1961年，印尼尚有華僑250萬人。3、畸形的「主公制度」讓華人在政治上的處境更加惡化，1998年再成民憤犧牲品借「九卅事件」屠殺了數十萬華人之後，蘇哈托軍政府宣布關閉了所有的華文學校，取締華文報刊，禁止華人公開慶祝春節等中國傳統節日，印尼文的「中國」（Tiongkok）、「中華」（Tionghoa）被強制改為「支那」（Cina），「華人」被改稱「支那人」（Orang Cina或Turunan Cina），華人姓名也必須改成印尼人姓名。和蘇加諾時代不同的是，蘇哈托一方面將華人的政治文化權利剝奪殆盡，另一方面卻又在經濟上放寬了對華人的限制，搞起了「主公制度」——簡單說來，就是華人企業家提供資金和技術，印尼裔的軍政官員提供經營許可證和政治保護。這種權錢結合模式，造就了不少大型華人企業，也帶動了印尼經濟的增長，但同時也進一步惡化了華人在印尼社會中的政治處境。民憤指向「主公制度」下產生的貪腐官員的同時，也絕不會放過被捆綁在這一制度上的華人企業。這實際上也是一套惡性循環：華人通過「主公制度」在經濟上越成功，在政治上也就越脆弱；政治上越脆弱，也就越需要依賴「主公制度」和貪腐官員。對蘇哈托軍政府而言，偶爾煽動排華情緒轉移民眾視線，也不失為一種應付民憤的「好辦法」。故而整個蘇哈托時代，政府操控下的排華運動從未中斷。至1998年，蘇哈托政府因金融危機倒台，華人又一次成為了民憤的犧牲品。「五月排華騷亂」的受害者數據，迄今沒有統一的說法——據志願者組織統計，雅加達有1190人被燒死，27人被打死；印尼警方則稱雅加達有451人死亡。簡而言之，自1950年代至1990年代，華人在印尼的悲慘遭遇，主要是政治惡意操弄的結果；印尼政府長期把華人當成「東方的猶太人」進行抹黑。近年來，隨著威權時代的結束，印尼華人的境況已有頗多改善，可以參政，可以使用華文，也可以過春節等傳統節日。不過與歷史達成和解並不容易。2014年，印尼正式廢除針對華人的「支那」(cina)這一歧視性稱呼；但在2015年，印尼軍方和警方卻又打壓了國內關於1965年大清洗五十周年的紀念活動；至於剛剛舉辦的關於大屠殺暴行的公開研討會，當局也聲明了不會道歉……這種反覆與保守，誠如印尼官方所言，「這是一個好的開始」，至於這段歷史和解之路能走多遠，尚未可知。
研討會會場外的抗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