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依達的救援行動》（Quo vadis, Aida?，2020）在今年奧斯卡獎代表波士尼亞與赫賽哥維納（以下簡稱波赫）提名最佳國際影片，這是繼《三不管地帶》（No man’s land，2001）之後，波赫電影再次獲得奧斯卡獎提名。也是相隔近20年，台灣再次有機會透過大銀幕聚焦九〇年代的巴爾幹情勢，以及當時的戰亂對後世的影響。
這兩部作品若非獲得奧斯卡獎提名（《三不管地帶》當年成功獲獎），幾乎不可能在台灣獲得上映的機會。以《阿依達的救援行動》為例，觀者在欣賞過程中，很容易被塞族共和國、塞爾維亞人、聯合國、波士尼亞人、穆斯林等標籤給混淆，若未對該地區盤根錯節的歷史有基本理解，可能會需要花費多一點時間才能入戲。
誠然，若非執著於對情勢細節的認知，導演潔絲米拉．茲巴尼奇仍確保觀眾能夠理解《阿依達的救援行動》的基本架構。簡而言之，故事發生在1995年7月11日，塞族共和國大軍壓境隸屬於波赫的雪布尼查（Srebrenica，又稱斯雷布雷尼察），在穆拉迪奇（Ratko Mladić）將軍的領導之下，駐守在雪布尼查的聯合國維和部隊進退維谷。
穆拉迪奇聲稱只要當地居民不反抗，自己將會平和收復雪布尼查，並且將居民安置在其它地區。不過問題在於，塞族可能在安置過程中屠殺所有青年男性，不僅是復仇，也是為絕後患；但也有另一派選擇相信在聯合國的介入之下，穆拉迪奇不至於大開殺戒。
故事主人翁阿依達是聯合國的翻譯人員，她與丈夫、兩個兒子都是雪布尼查居民。電影一開始，便是成千上萬的雪布尼查難民包圍聯合國維和部隊所處的安全區，阿依達必須穿梭在難民之中，翻譯聯合國部隊所下達的指令。與此同時，她的首要之務則是試圖將其家人放入可以隨聯合國撤離的安全名單之中。
南斯拉夫分裂的前因後果
目前我們所知的北馬其頓（前稱馬其頓）、塞爾維亞、波士尼亞與赫塞哥維納、克羅埃西亞、斯洛維尼亞、蒙特內哥羅（常有人誤用對岸譯名「黑山」）與科索沃，在上個世紀長達近50年時間，都是隸屬於共產國家「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而這個國家之所以得以維持長時間的穩定於平和，是基於其領袖狄托（Josip Broz Tito）一人的政策定調，又稱狄托主義（Titoism）。
有別於當時其它共產陣營對蘇聯的絕對服從，在狄托領導之下的南斯拉夫共產黨不僅拒絕加入共產軍事同盟華沙公約組織，也致力於在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中找到中間地帶。佔盡地緣優勢的南斯拉夫因此遊走在蘇聯與美國兩大強權之間，從雙方手中都能獲得支援與保護。
然而，南斯拉夫本身最嚴峻的問題，卻是其民族、文化上的多元，「一個國家、二種文字、三種語言、四種宗教、五個民族、六個共和國、七個鄰國、八個政治實體」的字訣油然而生。狄托在世期間，憑藉著威權管控與政治手腕，巧妙地成為了南斯拉夫的共主，國內並未發生過於嚴重的族群衝突。
然而，塞爾維亞人占了南斯拉夫全國人口的近40%，在國內的話語權理應最大，所謂的「大塞爾維亞主義」也成為國內塞爾維亞人的信念。身為克羅埃西亞人的狄托為了控制國內的族群平衡，開始整肅持有極端民族主義思想的塞族人，主張「友愛團結」，並且創立了「南斯拉夫人」的概念，要求民族之間互相尊重，推動平等相待。
狄托認為為了讓南斯拉夫維持體制，只能弱化中央控制，將權力下放給地方政府（加盟共和國），但他同時也鐵腕鎮壓任何主張分離主義的勢力。此舉的確暫時奏效，但一旦各個加盟共和國獲得了更高的自治權，自然只會更有機會凝固本身民族的向心力。
也因此在狄托於1980年過世之後，失去共主的南斯拉夫政治體制顯得脆弱不堪。已經弱化的中央政府沒有能力主導宏觀的經濟計畫，國內各個加盟共和國與民族開始出現分離呼聲，尤其以主張「大塞爾維亞主義」的塞爾維亞總統米洛塞維奇（Slobodan Milošević）最為激進，他認為人口佔最多的塞爾維亞人理應獨攬大權，唯有削弱其他共和國所能獲得的分配才能達成效果。
經過多年協調未果，在1991年6月25日，斯洛維尼亞與克羅埃西亞同時宣布獨立。但斯洛維尼亞基本上是單一民族國家，戰爭只打了十天，塞爾維亞方面很快承認了她的獨立身分。但克羅埃西亞與塞爾維亞的疆域相鄰，克羅埃西亞境內也有塞族群體，塞爾維亞亦有不少克族群體，一方主張「大克羅埃西亞主義」，一方主張「大塞爾維亞主義」，從爭搶領土，演變成了種族淨化。
波士尼亞戰爭始末
眼見斯洛維尼亞與克羅埃西亞接連獨立，以波士尼亞克人（又稱穆斯林人，原先僅佔全南斯拉夫6%）為主的波赫擔心自此之後被塞族人削權，也打算走向獨立。1992年2月，波赫宣布獨立，但境內也佔有三成人口的塞族人堅決反對，遂成立塞族共和國（Republika Srpska，塞族共和國並非塞爾維亞共和國）與之抵抗，波士尼亞戰爭隨之爆發。有別於塞族擁有的雄厚資源，缺乏專業軍隊訓練的波士尼亞克人慘遭重擊，眼見波赫陣營毫無還手餘地，遭到塞族人慘烈屠殺，北約與聯合國方才介入其中。
在《阿依達的救援行動》背景中的雪布尼查，原先是聯合國保護的安全區域，但塞族人不予以理會，在塞族總統卡拉季奇（Radovan Karadžić）的指示之下，塞族軍隊進入此地，以適服兵役年紀的男性為屠殺目標，最終殺害了超過八千人，並且動用推土機將屍體集中於一地亂葬。這成了納粹大屠殺之後，發生在歐洲最殘暴的屠殺行動。
在這場屠殺發生的同一年，北約加強了對塞族的攻勢，致使雙方終於在年底重回談判桌，於10月宣布停戰，結束了為時三年的波士尼亞戰爭。在12月簽訂的《岱頓協定》中，決議是讓國內的波士尼亞克人與克羅埃西亞人共組「波士尼亞與赫塞哥維納聯邦」，而塞族人則得以維持「塞族共和國」，不過並非獨立國家，而是隸屬於聯邦底下的政治實體，得以坐擁自己的政府、議會、軍隊（2005年與波赫聯邦合併）和警察部隊。
一個國家、兩個政治實體、三個民族，看似有序，其實本質卻無比畸形。
《阿依達的救援行動》可能撕裂國家抑或團結國家？
雪布尼查大屠殺始終是波士尼亞克人的陰影，雖然塞族領導人穆拉迪奇事後遭到咎責，在2017年被國際刑事法庭判處終身監禁，但他在塞爾維亞人（包括塞爾維亞人與波赫境內的塞族人）眼裡，卻擁有猶如民族英雄的地位。在片中，也描寫了穆拉迪奇的囂張氣焰，以及麾下士兵的種種暴行。
然而，這樣的電影雖然得以代表波赫角逐奧斯卡獎，所講述的議題卻未必是全民共識。如前文提到，波赫分為兩個政治實體，其中塞族共和國自然不願面對雪布尼查大屠殺的歷史，甚至否定了這段歷史的存在。本片問世之後，至今無法在塞族共和國境內上映，因為沒有戲院經營者敢冒風險上映如此一部負面化呈現塞族士兵與穆拉迪奇的電影。
除了對塞族人的負面描寫之外，聯合國作為仲裁者、斡旋者的角色卻在片中顯得公信無存。聯合國創立有其理想性，但前提是會員國理應有相同普世價值的認知，但顯然無論是民主國家和極權國家都有相同發言權，在不同價值的拉扯之間，自然消耗了組織的行動力與威信。無能的聯合國指揮官在塞族的要脅之下，竟輕易開放基地供持槍士兵進入搜查，且無還手與制衡餘地。
口口聲聲不斷言明堅守國際規範，但面對壓根兒不遵守國際規範的槍桿子，卻又輕易妥協、讓步，看清聯合國脆弱本質的塞族人（塞族共和國也非聯合國會員國），當然不會甘願受其約束。這使得《阿依達的救援行動》所描寫的不僅是一方施暴、一方受害，其實也描繪了一個失序的國際組織從中扮演的角色。
事實上，即便波赫國民對雪布尼查大屠殺的始末、具體情形都不甚了解——因其是一個具有高度爭議性的歷史事件，有如二二八事件之於台灣的意義——透過這部作品，可以感受到波赫人對轉型正義的推動進程，但本片在這個時機點誕生，卻也讓塞族人氣得跳腳。
《阿依達的救援行動》呈現了塞族將領與士兵的殘暴，無一正面角色，或許貼合歷史現實，如此非黑即白的角色形塑也的確能幫助不熟悉背景的外國觀眾理解，但作為一部單純傾向某一立場的電影，顯然不見容於塞族的極右翼勢力。在2018年，塞族共和國議會廢除了針對雪布尼查大屠殺在2004年完成的調查報告，要求納入在屠殺之中受害的塞族人，顯然是粉飾暴行之舉。
雖然導演潔絲米拉．茲巴尼奇曾在受訪時反覆提及自己對和平的嚮往，並且強調電影拍攝過程之中完全保密，避免任何政治勢力介入拍攝，無論是收割者或抵制者皆然。但本片對歷史的揭露，卻未必會使得波赫走向和平與理解，反而可能使得塞族共和國更增加出走意願，進而導致波赫走向解體。
而塞族共和國究竟會走向獨立或與塞爾維亞統一，一直以來都是各方討論熱點，從一部《阿依達的救援行動》的立場呈現與後續迴響之中，也可看清一個國家內的兩大民族有如同床異夢，史觀南轅北轍。
小結
在劇末，阿依達發現自宅已被塞族人奪去，臨走前憤然要女主人不該繼續住在此處，如此表現怨懟是人之常情，但這場戲卻也暗喻了今日波士尼亞克人對塞族人的敵意。這顯然不是一個促進族群和解的收場方式，反而可能加深了兩大族群之間的隔閡。導演茲巴尼奇顯然不願拍攝一個服務國家神話的電影，不願惺惺作態地加入塞族的正面角色，或在片尾表明雙方族群已冰釋誤解。
這樣的結局反映了波赫的名存實亡，波士尼亞克人根本從來不願意寬恕塞族人犯下的過錯，而塞族則根本當這些事從未發生。回顧南斯拉夫解體的前因後果，以及目前塞族對戰爭罪行的掩蓋、對大塞爾維亞主義毫不掩飾的嚮往，《阿依達的救援行動》所呈現的戰爭與人道危機，難保未來不會再次發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