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忝為人師，衷心期盼韓國瑜能堅持韓式佛系選舉的『八不政策』，『寧可乾淨的輸，不要骯髒的贏』，擺脫過去國民黨和現今民進黨的惡質選風，做到自詡有『心地善良、不貪污』的優點，樹立高雄選戰新典範。」（資料照，顏麟宇攝）
學者Huntington在《第三波：二十世紀的民主化浪潮》一書中提及：「選舉是弱化與終結威權政體的一個方法」，更是「獨裁的死期」。理論上，透過定期選舉，應可期待威權統治時期慣用的政治分贓，能獲得具體改善。然而，依據Schumpeter的觀點，「民主不過是給人民一個機會，接受或者拒絕某個統治者」。臺灣民主化以來，歷經兩次政黨輪替，但在劣質的「選舉式民主」生態下，不論是中央統治階層、地方派系運作的侍從體制，抑或「尋租」（rent-seeking）和酬庸的利益共生結構，其實都沒有太大的改變。選舉歪風不但無法達成深化民主的效果，壓倒性的勝選更助長了執政者獨裁式的決策成為常態化，而無懼於外界的批評與責難。
今年底「九合一」地方選舉，最充滿戲劇性變化與話題性的選區，應當首推筆者的故鄉。黨產被抄、幾無選戰資源，以及地方派系奧援的泛藍非典型政治人物韓國瑜，空降至綠營長期執政的鐵票倉高雄，代表嬴弱不振的國民黨參選市長。從一開始被看衰，被視為是「穩死的」，憑藉著用「滷肉飯」的本土象徵，「賣菜禿頭郎」的親民語言，以及平民身段直接地氣，拉近了與深耕基層組織多年對手之間的差距，選情竟出現難分軒輊的五五波態勢。
民進黨在高雄的選情從穩穩地「躺著選」，演變至可能翻盤的局面，不僅反映了民心思變、民氣可用的現實，意味著藍綠政治版圖即將再度翻轉，筆者更期待韓式選舉的「八不政策」，能對高雄的地方政治帶來以下效應與改變：一、弱化舊國民黨與新民進黨的政治分贓；二、降低意識形態對抗，振興地方產業發展；三、聚焦政見訴求，杜絕選舉歪風；四、降低選舉費用，俾利清廉執政；五、選賢與能，能力成就取向，而非利益歸屬取向。更殷盼選舉結果，能對蔡政府執政以來的傲慢、獨裁心態與作為，產生重大的警示作用，甚至是遏止效果。
「選舉式民主」下的政治分贓
學者Diamond將民主國家分成「選舉式民主」（electoral democracy）與「自由式民主」（liberal democracy）。自1996年實施總統直選以來，臺灣一直被國際非政府組織「自由之家」，評定為既是「選舉式民主」，也是「自由式民主」的國家。值得國人關注的是，根據其最新發布的《2018世界自由調查報告》指出，民主體制在全球範圍都飽受攻擊和經歷衰退，而這場危機由於美國的民主水準受到侵蝕而愈發嚴重。英國國家學術院院士John Dunn也提醒國人，臺灣所選擇的是「選舉式民主」制度，無法確保候選人是否適格，為此帶來諸多混亂的現象。
選舉機制被引進政治體系，同時孕育出侍從主義的溫床。由於以選票代替暴力的選舉結果，左右了政治權力與資源分配，本質上是零合賽局（zero-sum game）與勝者全拿（winner-take-all）。從而自國民黨主政以來，即建構出一個由黨、政、商、學、媒利益共同體的侍從主義網絡，協助分配經濟資源與政策利益，輸送給支持選民，以換取並維繫其政治忠誠。
靠反對運動崛起的民進黨，為快速落實其「地方包圍中央」策略，取得完全的執政權，期間除持續不斷地串連志同道合的社運團體，抨擊國民黨的治國理念與親中政策。也樂於離間藍營在參選時的派系內訌，發展出「帶槍投靠」的「陳明文模式」，吸納傳統是國民黨票源的倒戈勢力，使得表面上是兩黨競爭的地方政治，實際上政黨反而像被派系把持。
完全執政後的民進黨，未能改弦易轍，同樣藉由「獎賞—服侍」（gift vs. service）的侍從關係，承襲了舊國民黨時期對效忠者、追隨者給予特別庇護、提拔和獎賞的作法。因而，蔡政府上臺後急於「搶錢、搶權、搶官位」。強推馬凱教授形容為「以納稅人血汗餵吸血鬼」，規模上兆的前瞻基礎建設；廣設「總統府國家年金改革委員會」等13個黑機關，增加數百個新官職缺，來酬庸並做為濫權的側翼；修法將全臺15個農田水利會改制，全面改為官派親信；把手伸進外交體系，任命政治人物擔任特任大使，摧毀文官制度。
再者，由於民進黨僵化的「臺獨」思維，以及對中國大陸採取「鎖國政策」，將兩岸關係推向敵對的緊繃狀態，陸客來台人數銳減，內需市場進一步萎縮，而產業外移問題嚴重未解，「新南向政策」又無法將經濟發展的大餅做大，為滿足拉攏收買對象的利益需求，能源、國防等領域，遂成為「尋租」的重災區。
「改革」只是爭權奪位的代名詞
日前，蔡英文總統赴宜蘭輔選，細數包括年金改革在內，執政二年來的政績，並詢問：「大家有沒有感覺我做很多事」？遭網友以「罄竹難書」四個字，諷刺回應。與此同時，據《美麗島電子報》公布的民調，蔡總統的「不信任度」已達到55.4％，創下就職總統以來的新高！民心向背如此驟變，孰令致之？何以致之？
主動退黨的前副總統呂秀蓮一語道破，蔡政府統治階層的想法：「不支持我就是不愛臺灣」，非我族類，必除之而後快。2016年民進黨獲得總統與立委大勝後，就以急行軍的速度，本著段宜康立委「開壓路機壓過去」的蠻橫，在立法、司法，或媒體等政治競逐場域中，利用其執政優勢打壓反對勢力，將轉型正義變成了「轉行朕意」，組建「促轉會」把人鬥垮，成立「黨產會」把錢拿光，讓人財兩失的國民黨，無力東山再起；意圖研修《國家安全法》，以打擊假新聞之名，控制年底選舉輿論走向，以維持其政權之延續。
「主動退黨的前副總統呂秀蓮一語道破，蔡政府統治階層的想法：『不支持我就是不愛臺灣』，非我族類，必除之而後快。」（資料照，陳明仁攝）
民主國家通常不會通過爭議性極高的政策，主要透過不斷的對話，彼此反覆協商後，尋求雙方都能夠接受的共識法案。美國流傳著一句話：「民主是兩隻狼和一隻羊，投票決定午餐吃什麼；而自由就是一隻武裝的羊，反對這次投票」。要是沒有抵抗權利，羊早就被狼透過多數決淪為其嘴中肉。在軍公教退休俸改革中，由於這群人被視為是藍營的「鐵票部隊」(前立委林濁水語)，又是少數族群，蔡政府乃不惜摧毀「不溯及既往」和「信賴保護」原則，藉由立院以多數暴力強行通過，還誣指爭取權益的陳抗民眾為「暴徒」。但改革並不及於年領約1,522萬元禮遇金的李前總統，只因沒人斗膽敢在蔡總統的「恩師」頭上動土；卻又獎賞支持年改有功的總統府資政吳晟之女吳音寧，讓她成為眾人欽羨的「年薪250萬實習生」。
哲學家Nietzsche的警世名言：「與怪物戰鬥的人，應當小心自己不要成為怪物。當你凝視深淵，深淵也凝視著你」。民進黨高喊「轉型正義」震天之際，多少不正義假汝之名而行之。姑且不論東德的「舊德模式」或南非的「和解模式」，是否適用於臺灣。「鄭南榕事件」果真有「除垢」必要，主要對象也該是當時黨政最高領導人李前總統，怎會將矛頭指向時任北市中山分局刑事組長的侯友宜？促轉會副主委張天欽以「東廠」自居，利用超然獨立的機關作為政治復仇和清算工具，針對性地操弄新北市長選情之舉，欲蓋彌彰，玩火終致自焚。事後，促轉會斷臂求生，卻不建議移送相關單位調查，坐實了「嚴以律人，寬以待己」的雙重標準，難杜悠悠之口。
「公投綁大選」向來是民進黨選舉動員的利器，《公投法》修法後門檻降低，在野的國民黨和民團如法炮製，提出包括「以核養綠」、「深澳電廠案」在內的10項公投案。為確保國民直接民權之行使，政府理應全力促成各項公投提案，中選會主委陳英鈐卻不斷對外放話，刻意干擾「以核養綠」公投案，無非是要讓此案無法成立，避免蔡政府錯誤的能源政策遭到否決，以及擋人財路（黃士修語）。此外，中選會無視《公投法》第23條「應與全國性選舉同日舉行」之規定，在臨近選戰時刻舉辦公聽會，意圖將公投與年底「九合一選舉」脫鉤，以降低總體投票人數，藉此緩解中央執政不力對民進黨地方選情的衝擊，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
高雄的地方派系與市政發展
地方派系在高雄縣、市合併之前，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與影響力。原高雄縣的政經資源由紅、白、黑三大派系主導，原高雄市則由「澎湖派」、「臺南派」及「本地派」三大族群均分天下。地方派系一方面，促進、擴大了人民的政治參與；另方面，卻也敗壞選舉風氣，以及帶來惡質政治風尚。2000年總統大選政黨輪替後，民進黨伺機招降納叛，吸收傳統為支持國民黨的地方勢力，以擴大其政治版圖，漸由理念型派系轉為接納黑、金力量與人士，成為庸俗化派系。
2010年陳菊當選首次高雄升格市長後，以蠶食鯨吞的手法，著力於收編縣市舊有的派系力量，以致部分藍營的地方領袖投誠，產生「恩主轉換」現象（例如：蔡總統的副手陳建仁之父陳新安，即是前國民黨籍高雄縣長、白派始祖），加上先前高雄市朱、王兩家，成為經濟犯逃往中國大陸，以及高雄縣紅派少主林益世被控財產來源不明罪，遭到判刑，綠大於藍的格局更加確立穩固。2014年連任市長的陳菊，成功整合了舊國民黨派系利益，以及新民進黨黨內山頭勢力，以54萬票空前絕後的巨幅差距贏過對手。
從1998年謝長廷當選市長後，高雄至今已20年不曾政黨輪替，如追溯併入的前高雄縣，綠營執政則長達30年之久。然而，「綠色執政，品質保證」下的高雄市，無論是人均收入、經濟發展、都市負債等指標，都已落到六都三、四名之後。高雄人用腳投票，年輕人大量出走，形成「北漂」的特殊現象，65歲以上老年人則占了將近15％，是六都之最。在隱藏性債務方面，市政府負債近3,000億，高居全臺各縣市第一，面臨舉債上限，成為「又老、又窮」的城市。究其原因，千頭萬緒，但與過去主政的藍綠政治領袖，犧牲整體市政發展規劃，只給予特定族群或人士政策優惠的傳統選戰綁樁模式，密切相關。
淨化選風從高雄開始
臺灣從戒嚴走向民主最大問題，就是政治人物要有家族、背景和關係。同時，必須投入巨額的選舉經費，才能在激烈的選戰中脫穎而出。據代表民進黨角逐下屆臺南市長的黃偉哲立委，在其臉書自行公布的「市長初選經費支出表」，共計花費約3,327萬元。至於高雄市長初選，先前更傳出參選人劉世芳立委花2億元，架設400多面看板，雖經本人否認，但90％以上費用都是「朋友」贊助，則是本人的親口說詞（2017. 2.15.自由時報）。
依照現行的《政治獻金法》規範，黨內初選不得募款，揮金如土的選戰經費從何而來？與贊助者之間是否存有不當的期約關係？這些「金主」又會對未來市政產生何種影響？初選耗費就如此龐大，在正式選戰對決熾熱之際，又將投入多少競選經費？未來市長四年薪資如何能收支相抵？據悉，從無效的公共工程中，收取鉅額回扣；在公部門進行非法政策關說、喬官位，以獲取檯面上的政治獻金或私底下的黑錢等，都是政治人物回收駭人選戰費用的途徑。根據立院預算中心統計，國內公共建設蚊子館已達百餘處，而高雄市府砸303億元建造15座滯洪池，仍掩飾不了「八二三」暴雨轟擊的窘境，蔡政府為何還要繼續撒錢，強推「前瞻計畫」擴大公共建設？就交由讀者自行解讀吧！
